我国的品种权保护起步较晚。《专利法》将动植物品种排除在外，仅规定相应的培育方法可以申请专利。育种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将会消磨殆尽，不利于我国农业稳定、快速发展。同时遗传资源保护工作也于法无据，加速遗传资源向外流失，被他国侵占的案例不在少数。不仅如此，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缺乏也严重影响着对外交流与合作，没有良好的产权环境吸引不来新技术和投资，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将大打折扣。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建立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自1993年至今，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农业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也稳步进行，初步形成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1.2 农民权

“农民权”一词产生于十九世纪末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次内部讨论，与会代表在争论遗传资源提供者与技术提供者之间利益冲突问题时，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农民权是指“农民，特别是原产地和生物多样性的农民，由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为保护、促进和开发植物遗传资源所做的贡献而获得的权利。”1989年粮农组织第25届会议四号决议正式以书面方式承认“农民权”，肯定了农民对生物遗传资源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五号决议确立了“允许农民、他们的社区和所有地区的国家充分分享源于目前和未来的通过植物育种和其他科学方法改进使用植物遗传资源所取得的慧益”这一目的，探寻建立相应制度，保障在现代专利技术浪潮下农民应获得的利益。随后1991年会议做出的三号决议承认植物遗传资源应作为一国主权进行保护和开发。决议还要求建立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公开的国际基金从实质上保护农民权。

UPOV等国际公约将留种权规定为农民的一项特权，是指农民有意或无意的存留自己土地上的农作物的种子，用于后续耕种或交易。一般认为还包括交换、赠与、以及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销售行为等传统意义上的合理行为。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中，农民的耕作直接或间接培育和改进了农作物的品种，凝集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为育种者的研发活动提供了资源和无限可能。农民对生物资源多样性的产生和延续有着巨大贡献。利益平衡是赋予农民权的基础。①在植物新品种权不断扩张的前提下，如何维护农民的生产利益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2 品种权与农民权的冲突

知识产权作为保护投资者权益的重要手段，理所当然应为植物新品种的共同投资者之一的农民提供权益保护，植物新品种作为合作研究的智力成果，其知识产权及相关权益应该成为农民和植物育种者等其他投资者分享惠益的客体。②相比UPOV公约1978年文本，1991年文本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数量、对象和品种权范围等重要内容进行了扩充，强化了品种权人的权益保护。品种权权利范围的扩张势必会影响农民生产权益的实现。发达国家由单纯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生物资源转向通过生物技术和专利控制世界生物遗传资源，进而达到占有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垄断目的。近年来，发达国家致力于发展生物技术，强化产权保护，新品种权随之扩张，农民的对种子享有的生产特权面临严峻挑战。农民世代的生产活动是对植物资源的最好延续和发展，创造了巨大贡献，而农民权的提出和实现，正是对其劳动的承认与鼓励。商业开发固然能最大限度发挥植物遗传资源的经济利益，但会加剧资源消耗，从根本上不利于遗传资源的生存延续，应充分认识二者间的利益冲突。

2.1 品种权与农民权的冲突

在农民权这一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争论从未停止。发展中国家切实希望从实质上实现农民权，由此分享植物遗传资源所带来的利益。而发达国家仅仅将其视为一种人道主义下的权利。

植物新品种权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形式，其设计之初是为了保护育种者的技术成果和权益。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生物遗传资源作为一国的重要战略物资，事关国计民生，其产生和延续并非朝夕之事，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实践过程。植物遗传资源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经济价值。育种者利用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自身的育种成果，赚取经济利益。现代先进科技条件下的育种活动明显区别于传统育种行为，具有巨大优势。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研活动极大的改善和促进了农业生产活动。因植物新品种权的排他性，提供遗传资源的社区农民也被排除在外，农民需向品种权人支付费用，而发达国家无需就其育种过程中利用的传统遗传资源支付任何成本费用，二者明显是不对等的。植物新品种权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的种质资源所有权。③

文章来源：《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网址: http://www.zwyczyxbzz.cn/qikandaodu/2021/0717/7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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