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现在已经出现不少“种子银行”，旨在挽救农作物日益流失的基因多样性。大部分种子库建成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其时正逢全球农业经历绿色革命，杂交品种的推广应用大幅提高农业产量。然而，随着世界各地的农民耕种杂交新品种，不少传统农作物由于无人种植趋于灭绝，并且这一趋势延续至今。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世界各地农田中农作物的多样性已经锐减75%。就在一个多世纪前，印度还拥有10万多个品种的水稻。如今，那里的水稻品种不过几千种。美国苹果曾经有5000多个品种，如今也只有几百种。上述数据只代表人类已知不复存在的农作物品种。如果考虑每个品种所蕴含的丰富基因选择，全球农作物多样性遭受的损失更为惨重。这样的损失难以量化衡量，但其带来的风险却无比巨大。挪威在2008年2月启动了斯瓦尔巴特群岛全球种子库项目，媒体又将其戏称为“世界末日种子库”，其目的在于想把它建成世界上最重要自然品种资源的最后安全网。该种子库被建在一座山腰的深处，永久冻土和厚厚的岩石将确保即使在没有电的情况下，这个种子库也能够保护好被冷藏的种子样品。该种子库最多可以存储22.5亿颗种子，目前已经对75万种不同的农作物种子进行了备份。即使面对核战争或者小行星撞击地球等毁灭性灾害，人类依旧可以凭借该种子库中的储备重建家园。退一步讲，即使没有到那么糟糕的情况，这个种子库也能为不同地区的农民们提供相应的作物种子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

生物多样性是开发新药的宝库

生物多样性及其产物不仅是药物的重要直接来源，而且也给全球药物开发带来了重要启示。据统计，1981年1月至2006年6月全球批准的所有化学实体药物与小分子化学实体药物中，分别有52%和63%可追溯到天然生物资源，特别是野生动植物、微生物及其产物在某些疾病治疗药物中的占有率非常高，如78%的抗感染药物和65%的抗肿瘤药物来自于这些天然生物资源。再如，2002～2003年之间，全球约80%的新化学类药物可以追溯到天然产品。

在美国，使用最多的20种药物都是以自然产物中分离出来的化合物为基础生产的，超过25%的处方药含有直接从植物获得的活性成分。2007年全球处方药销售为7129亿美元，其中约30%是基于生物多样性基础上的天然药物，而这一比例在非处方药物中则更大。这些数字和案例表明了动植物对于药物开发的重要意义，丰富的药物资源依赖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中国古代的“神农尝百草”、《本草纲目》都证明了“药材取自自然”的道理。

因此，生物多样性仍然是创新药物的主渠道。上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组合化学，一次能够合成成千上万个化合物，与高通量筛选相结合，人们当时乐观预计组合化学结合分子设计将加快药物的开发，降低新药研发成本，摆脱传统的药物开发方式，迅速获得我们所需要的药物。然而十多年过去了，通过组合化学开发的新药只有一个在进行临床研究，其它都以失败告终，令人们重新关注从天然产物中发现新药。

人类在全世界生物群落中不断寻找能够对抗人类疾病或具有其它经济价值的新植物、动物、真菌及其他微生物，这项活动称为“生物勘探”。生物勘探通常由官方研究机构、制药公司和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例如，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从几万种野生生物中筛选能够治疗癌症和艾滋病的药物。为了促进新药研究并利用新产品获利，哥斯达黎加政府成立了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收集生物产品，为医药公司和医学研究机构提供生物样品。默克公司是德国一家跨国制药公司，它与INBio签定协议，每年支付100万美元给INBio以资助其生物勘探的活动，并将购买INBio任何有商业价值的产品的专利权。INBio已经签署了40份类似的协议，使INBio有足够的资金用于生物勘探活动和员工培训。葛兰素史克公司1999年与巴西政府签订300万美元的协议，用以在大约4万种植物、真菌和细菌中取样、筛选和调查研究，其中部分资金用以资助科学研究和当地生物群落保护和项目开发。以上这类资助项目为许多国家保护生物资源和认识当地生物多样性提供了经济驱动力。生物勘探的成果之一是在短叶红豆衫中发现有效的抗癌物质。短叶红豆衫原产于北美的原始森林，从中提取出的紫杉醇能大幅度降低卵巢癌的死亡率。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银杏。银杏原产于中国极少数地区，它的果可以食用，叶是传统的中药药材，树型美观，作为行道树在世界各地广泛栽种。在过去的30年，银杏种植产业的价值每年达5亿美元。以银杏叶为原料生产的药品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和改善脑的功能，在欧洲、亚洲和北美广泛使用。

文章来源：《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网址: http://www.zwyczyxbzz.cn/qikandaodu/2021/0718/7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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