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3 开阔视野的绿色空间对儿童青少年认知功能的改善效果对比（Taylor et al.，2011）Figure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Green Space o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注：a为大树和草地组成的不开阔视野的绿色空间；b为草地和树木组成的开阔视野空间。

室内绿蓝色空间暴露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包括了室内窗户透视户外的绿蓝色空间暴露和室内绿植或水景暴露。Wells（2000）指出，从住所客厅、卧室的窗户能够看到的绿色空间视野对儿童青少年认知功能的改善具有积极意义。Li等（2016）开展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也指出，教室里的窗户看到绿色植物的视野对儿童青少年上课疲劳后的注意力恢复具有积极意义。虽然鲜见室内窗户透视户外的绿蓝色空间暴露对改善儿童青少年认知功能的实证研究，但改善人体精神健康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Honold et al.，2016；Pretty，2004；Stone，2006）。目前未检索到有关室内盆景、绿植以及室内水池等室内绿蓝色空间要素对儿童青少年认知功能改善的实证研究，但有研究发现，室内盆景和绿植对青少年精神健康的改善具有积极意义（Han，2009；Park et al.，2008），或许有助于推动室内盆景和绿植等对青少年认知功能改善的实证研究。

图4 草地的绿色空间对儿童青少年认知功能的改善效果对比（Amicone et al.，2018）Figure the Effect of Green Space with without Grassland o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注：a为开阔视野中地面是草地；b为开阔视野中地面是球场。

4.2.3 绿蓝色空间测量的广度和深度

对绿蓝色空间暴露水平的测量加深广度和深度或更有可能得到认知功能、学业表现之间的积极性关系。广度体现在绿蓝色空间暴露的空间范围不应仅局限在住所和学校，而应扩散范围，单一考虑住所周边和学校的绿蓝色空间，容易忽视临近且日常经常会去玩耍的公共绿地空间或公园对其认知功能的影响。应对广度问题的处理方式包括：1）针对住所和学校周边建立起不同尺寸的缓冲区，研究发现针对青少年群体中等直径距离的缓冲区内的绿蓝色空间暴露水平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相比小尺寸的缓冲区内更加显著（Amoly et al.，2014；Browning et al.，2018；Cherrie et al.，2019）；2）构建绿蓝色空间暴露指数，如根据样本人群可能涉及的绿蓝色空间位置进行加权，住所及周边、住所-学校通勤区间、学校及周边、日常可能前往的公共绿地空间等，不同位置根据可能的时间分配比例进行权重赋值，有研究发现，这种构建的暴露指数能够获得与认知功能更显著的相关性（Cherrie et al.，2019）。

绿蓝色空间暴露的深度即细化绿蓝色空间的停留时间和具体活动内容。基于GPS结合身体活动加速度计进行客观的空间行为追踪研究发现，在绿蓝色空间中活动的累积时间与儿童青少年认知功能的相关性比临近度更显著（Ward et al.，2016）（图5）。针对绿蓝色空间暴露的深度信息的获取，包括主观回顾和客观追踪。主观回顾包括儿童青少年对过去一段时间中去过的绿蓝色空间位置、停留时间和具体活动的回顾（Faber et al.，2009；Tay-lor et al.，2011），对于年龄较小的儿童，也可采用家长报告的方式进行（Amoly et al.，2014；Taylor et al.，2011）。较为精确的是基于GPS结合身体活动加速度计进行客观的空间行为追踪，虽然目前在绿蓝色空间暴露和认知功能关系研究领域也有报道（Ward et al.，2016），但尚未系统开展。在建成环境与居民身体活动关系研究领域，GPS结合身体活动加速度计的空间行为追踪为该领域带来了重要的发展（Chaix et al.，2013；Oliver et al.，2010），有助于分析在特定空间进行特定活动准确详细的信息，这对研究成果的具体应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Gebel et al.，2005）。

图5 将身体活动加速度计和GPS定位器相结合分析绿色空间的暴露时间和身体活动强度（Ward et al.，2016）Figure the Physical Activity Accelerometer and GPS Locator to Analyze the exposure time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tensity in Green Space

4.2.4 混杂因素的控制

混杂因素的控制是横断面和纵向追踪研究结果可靠性的重要一环。对混杂因素的控制包括了样本筛选法，有研究为尽可能避免遗传因素影响，选取了双胞胎样本进行配对研究（Johnson et al.，2006）。为了排除性别影响也可专门选取单一性别样本（Ojala et al.，2019）。常见的是将混杂因素作为协变量纳入分析模型。在混杂因素中，性别、年龄或年级等个体人口学变量是分析模型中最基本的控制变量（Akpinar，2016；Dadvand et al.，2015，2017；Markevych et al.，2019；Taylor et al.，2011；Ward et al.，2016）。家庭因素如父母受教育程度（Amoly et al.，2014；Dadvand et al.，2015，2017；Markevych et al.，2019）、职 业（Amoly et al.，2014；Cherrie et al.，2019；Dadvand et al.，2017；Markevych et al.，2019）、婚姻状况（Amoly et al.，2014）和家庭收入（Akpinar，2016；Enge-mann et al.，2019；Markevych et al.，2019；Taylor et al.，2011）等变量也是常见的社会学变量加以控制。父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方式，进而对认知功能和学业表现产生影响（Spangmose et al.，2017，2019），经济情况较好的家庭往往更有能力帮助子女聘用私教、就读更好的私立学校、频率更高的旅行和接触更多的新鲜事物，有助于表现出更好的认知功能和学业表现（Tine，2014；Wu et al.，2011）。绿蓝色景观的建设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水平支撑，有研究也将居住地的社会经济水平作为协变量纳入模型加以控制（Amoly et al.，2014；Dadvand et al.，2015）。

文章来源：《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网址: http://www.zwyczyxbzz.cn/qikandaodu/2021/0504/678.html

上一篇：植物的呼吸作用实验教学设计
下一篇：家族企业基因的代际传承机理研究